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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来宗道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,无非还是论证"国不可与民争利".他本以为此乃圣人之训,皇帝一定无可辩驳了,却不料朱由检另辟蹊径,从"民"字入手,一句话将他问住.

    朱由检见来宗道一时语塞,便如同连珠炮般地道:"士农工商,商人只占百姓中很小的一部分,能开得起银号的商人更是凤‘毛’麟角.其利润不论丰寡,也只是开办银行的商人个人享受,何曾惠及百姓?朕开办大明银行,取其一部分利润用于国事,国泰则民安,天下百姓人人受益,非但不是与民争利,反而是还利于民,有何不可?朕看倒是那些垄断银号的大商帮,大财主,才是真正的与民争利,来大人你觉得呢?"

    来宗道闻言大窘.他是浙江萧山人氏,与浙商过从甚密,自己也是一家浙商开办的银号的幕后老板.朱由检倒并不知道这些,不过是无心‘插’柳地问了一句,却正击中来宗道的要害.来宗道还以为皇帝已经知道自己偷开银号,而依例官员是禁止经商的,当即额头冷汗涔涔而下,再也不敢多置一词了.

    "至于二位阁臣所说藏富于民,朕觉得你们是只说对了一半."朱由检继续说道,"民富和国富并不矛盾.民富则朝廷财源充足,国富方可保境安民,反过来又是民富的保证.用老百姓的话说,这叫大河有水小河满.因此说‘藏富于民’并不妥当,朕认为说‘存富于民’更为贴切.有人认为应使国穷而民富,将财富藏在民间,尽可能少‘交’或不‘交’赋税,那就大错特错了.朝廷无财可用,何以练兵?何以救灾?难道指望逐利的商人去做这些事情么?"

    朱由检这番话,可谓诛心之论.其实不论是东林系大臣还是过去的齐党,浙党,楚党等,代表的都是士族,地主的利益.地主地多,需要缴纳的赋税也多,当然希望尽可能少‘交’.所谓"与民争利"纯是托辞,他们不愿损失既得利益才是真的.

    而地主富商阶层通过官员掌握了话语权之后,就真的能左右朝廷的政策.大明帝国的gdp是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,朝廷却无钱可用,出现......（PC站点只显示部分内容，请使用手机访问阅读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