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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整个大明那这么低的税率，国库的钱财应付正常的政府开支是足够的，但一旦遇到动乱、打仗怎么办呢？

    明末的大明皇帝自然要想办法。

    有明一代，人丁数最多为1000多万户，人丁银为140万左右，不管是占正赋2100万的比例，还是加了三饷4100万后的比例来看，都只是一个零头。

    明末最大的负担来自田赋，而人丁，从洪武之后基本没涨过，逃税严重，明朝官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人丁银聊胜于无。

    明末崇祯十四年间，农税2000多万两、工商税223.8万两、杂色收入348.7万两，合计财税收入万两，从构成来看，明朝的崇祯年间财政主要依赖农税，占总收入的78.4%。

    明朝税收以实物税为主，虽然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“一条鞭”税法。但是到了崇祯十四年间也只有白银800多万两，其余为米2000多万石、麦580多万石，合计米麦2500多万石，草1300多万束/包、丝绵320万两、白麻12万斤、棉花25万斤、绢25万匹、棉布18万匹、钞6500多万贯、钱8200多万文、茶叶20多万斤、胆矾22万斤、铁44.8万斤，纸120万张，木炭2259万斤、木柴2519万斤以及其他杂项。

    实际运往京城的白银，才区区二三百万两，大明户部和大明皇帝居然为了这二三百万两银子，再朝堂之上吵得不可开交。

    到了崇祯年间，有北方官员看江南腹地肥的流油，就告诉崇祯，要重新再加苏松的赋税。而“苏松重赋”是晚明人们的共识，江南的官员要求大明内阁减免钱粮的正当理由，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政府继续加重田赋的禁区。

    一旦崇祯皇帝欲在这一地区增加税收，“苏松重赋”便成为反对加派的正当理由。更何况，尽管晚明时期朝野党派林立，但人数众多、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。从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五年，内阁成员共37人，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，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等江南地区，占总人数的70.2%。同一期间的内阁首辅，几乎......（PC站点只显示部分内容，请使用手机访问阅读！）